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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一贯道及其被取缔

来源: 互联网 作者: 风华 发布时间:2014-12-22点击:341

  臭名昭着的一贯道,是被帝国主义与国党所掌握和利用的反革命工具,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。其首要分子,多是汉奸、特务、反动地主、流氓恶霸,他们利用这一织织,欺骗敲诈道徒,聚敛财物,奸污妇女,以满足一己的私欲;同时又─卖国投敌,为虎作怅,进行各种反革命政治活动,甚至企图策动武装暴乱,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。因此,新成立之初,党和人民政府就决心予以严厉取缔,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,挽救广大受骗道徒。

  北京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工作,是在建国后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行的,是一场深刻剧烈的群众斗争。这场斗争,对于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,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,保证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,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意义。四十多年后的今天,重温这段斗争的历史,对于推动我们的工作,教育青少年一代,同样是非常必要,非常有意义的。

  一、一个最大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

  1.“开荒”种祟

  一贯道起于山东济宁,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“东震堂”,后改名为一贯道。此道奉达摩为始祖,传至17代“祖师”路中一时,尚因乏人信仰而默默无闻。路中一及其妹路中节相继死后,道号“天然子”的流氓道士张光璧窃得衣钵,自称“济公下凡而奉天承运办理道务”,在济宁发展了3000道徒,后又与小有势力的师妹孙素珍娇居,离开济宁到各地传道。其时,正是1931年前后,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,关内关外,人心惶惶。一贯道乘机大肆鼓吹“三期末劫,呈风扫世,天下大乱,将死人无数,唯有人道者才能躲灾避难,逢凶化吉,大难过后白阳佛要下凡掌世,人道者子孙享福不尽……”于是,大批惑于苦难和灾变的农民和城镇市民商贾便纷纷人道求安,一贯道由此大兴。

  一贯道得名于孔子《论语》中“吾道一以贯之”一语,但实际上并无可以“一以贯之”的道义,完全是个集封建迷信之大成的杂烩道,即所谓的“万教归一”。其供奉对象,上自“无极老母”、“济公活佛”,下至张飞、关羽、吕祖洞宾,外带耶稣上帝、穆罕默德,佛堂里请哪位尊神上座,全视当地群众传统信仰而定,目的无非是多“度”人,多骗财。

  道务发展起来后,张光璧设中枢坛于济南,然后派出干员到各地建坛,时称“开荒”。1933年,旧军人出身的点传师栗春旭奉张光璧之命来京开荒办道,初在新开路周景成(山东人,曾任国会议员、山东烟酒事务局长等职)家成立佛堂,参加者多是失意政客或军阀,如曾任袁世凯财政部长的周子齐、“矩威”将军潘矩楹及军阀唐天喜等。这就是北京一贯道最早的坛口了。

  1936年时,一贯道已遍及鲁、冀、杭、沪,道徒数十万众,张光璧自命为师尊,妻刘率贞、妾孙素珍为师母,声势越闹越大。这祥一来便引起了大独裁者蒋介石的注意,以邀赴宴为名,将张软禁于南京。栗闻讯,即向道徒谎称张已被处死,图谋取而代之;而天津道徒张五福则反其道而行之,愿以性命财产保释师尊。结果,栗某失算了。张光璧在南京归顺老蒋获释后做的头一件事,就是开除栗春旭的道籍而重用张五福,派张五福、杨灌楚和董雪桥(范太太)三人来京接办道务,成立了信一、德一、纯一三大坛。其中以张五福的信一坛发展最快。1939年1月张五福请张光璧、孙素珍来京居住,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租房作总坛,张光璧即命张五福负责北京道务,由刘新泉、宫彭龄襄助。

  同年4月17日(旧历二月二十八日),张光璧等人召集各地一贯道头目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举办了一期以训练骨干为目的的“顺天炉会”。参加者达一百八十余人,分别来自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绥远、包头、张家口等地。炉会期间,参加者一律不准走出院门,每天烧香磕头,吃窝头咸菜,并由各大道首宣讲“道义”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金刚经》等等,同时还设置了种种荒唐的“考验”,如“考酒”、“考色”、“考财”。

  考酒时,由总坛“天才机手”刘新泉“借窍”充“大师兄”,女“天才”齐某充“关公”,将一盆掺酒的水端给道徒喝,说是仙丹妙药,不喝者则受藤鞭抽打,以练其“诚”;考色时,将男女道徒分两班站立,然后命一男道徒裸体走到女班,一女道徒裸体走到男班,由道徒们依次摸其生殖器,以察是否“见色起意”,有不肯摸者,则当众鞭答;考财,说白了就是敛钱。刘新泉声称与一18岁女道徒有“仙缘”,公然赤身合卧,命男女道徒祝贺献礼,并每晨到床前问安。献礼最多的一次达两千块银元,少的也有数十元。

  这三考,连同其他种种荒唐行径,把个炉会搅得乌烟瘴气。当时就有两个女道徒发觉上当,坚决要求退道,结果,却被道首们以“还冤衍”为借口,活活乱棍打死。为避免罪行泄露出去,众道徒均被迫立下宏誓大愿,保证“守口如瓶”。

  长达45天的炉会,将“三纲五常”、“仁义道德”与欺男霸女、谋财害命熔于一炉,培养出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骨干分子,然后将他们派往各地,开荒办道。

  张五福便是在这次炉会后被“师尊”亲命为北京道长的,同时还有百余人被亲放为点传师。张五福设总坛于德胜门内兴华寺街15号,并在南长街及后厂平库开办“树民小学校”,作为办道的掩护机关。北京一贯道领导核心便以“树民小学校董事会”的公开身份出现,张五福亦经常在此“办公”不久,又在琉璃厂开设了一处“中华善书局”,设专人在此管理道中人员总册和收支账目,并印制发放经书道卷及各类文件,充当反动封建的宣传舆论机构。

  一贯道在北京地区发展十分迅速。这首先得力于日伪政权的鼎力扶植,其上层道首与日伪当权者秘密勾结,并吸收大批敌伪人员人道充当骨干。依靠这些人的势力,加之又充分利用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宁、民生艰难困窘的形势,该道得以大肆膨胀,短短几年间便在城区和郊区、外县建立大小佛堂不计其数。到1943年吃“混合面”时期,发展势头达到高潮。以西郊门头沟村为例,该村639名道徒(1951年统计)中,1/4是1943年入的道。又如,后来成为北京总坛声威赫赫的“八大代表”的王钟麟、马书鲁等人,就是在这个时期人道并很快被摧拔为点传师的。

  到1944年,因道务发展太快、佛堂太多,总坛已无法直接统辖,张五福乃将全市道坛分为“孝、佛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”七善,设善长、管理数个大坛,并委派陈明源、王秀贵、王维忠、王勋臣、马书鲁、米国权、安惠霖(后换为王钟麟)等人为八大中心代表,协助张五福管理道务。

  为了便于掌握,1946年,张五福又将其庞大组织做了重新规划,分为外四组、内四组两大块。外四组以北京以外的重庆、西安、多伦等地区划分;内四组则分别以北京前门大街、中山公园为界,分为外东、外西、内东、内西四大组,每组各由八大代表中两人执掌。此时,北京一贯道已发展到全盛时期,仅中层以上坛即达一千三百六十余个,家庭佛坛无数,道徒二十余万人,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。

编辑:风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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